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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文艺联合书单八月榜单中，著名作家赵焰的新作、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宋刺》入选。
小说以赵匡胤蹊跷死因的“烛影斧声”事件为核心，串联朝代更迭之际，云谲波诡的宫廷叙事；通过对传世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人物和绘者的追踪，带领读者领略宫廷画师清风道士的艺术探索之旅，体验心理侦探的角色魅力。赵焰冠之以“新历史小说”的探索，在他看来，亘古不变的是人心。诗性地解读“雾中风景”，以当代性切入历史，合理化破解历史谜团，是自己的一种努力。
徽派：这本《宋刺》里的故事很好看，人物形象也鲜明，就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物都很有现代性。
赵焰：我对历史小说的探索，冠之为“新历史小说”，就是想改变历史小说的某种既定的写法。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根本，就是表达。古人在古代的时候，也是当代人啊！他们一点也不比我们呆板，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还生动。你看《水浒传》里的人物多生动啊！当然，这一种生动，是民间戏剧化的生动，存有概念化的窠臼，可是在生动性上，它是成功的。从风格上说，我倾向的“新历史小说”有深入的方式和风格。
赵焰：与外部世界相比，变化最小的，或者说亘古不变的，其实是人心——现时人的心灵，跟古时人的心灵，并没什么质的区别。“新历史小说”不只是观念上的，还有一个语言和文字的体现问题。传统汉语在宏大和优美叙事上，以及空灵的造境上，有着突出的优势。可是在深入、细致地表现出别样现代情感和情致之时，又有明显的局限和不足。这就必须寻找一种更好的现代汉语表现方式，发掘一种非呆板、非对称，更具有个性、多直觉的感性成分的表达。我觉得这部小说，就是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种探索。新历史小说，就像“雾中风景”，它应具有某种别有意味的“诗性”，这也是我将历史和文学相加，所希望得到的东西。
赵焰：当年读叔本华，我一直记得他对作家的分类：第一种像流星，第二种像行星，第三种像恒星。第一种作家人数最多，他们写作时没有一点思考，而是靠记忆、回想甚至以模仿别人的著作进行写作；第二种作家在写作时才思考，思考的目的是写作；第三种作家在写作前就进行了思考，从事写作只是因为他们有思想，这种作家最少见。很难说这三种作家孰优孰劣，但每一个写作者的气质不同，选择的道路和方式也会不同。我因对历史和哲学的思考一直“意犹未尽”，才决定写历史小说。历史小说是我对于历史的另一种设想，是我的另一种表达，甚至是我自己创造的历史。我将对于万事万物万种关系的思考，借助于故事和人物的运转，借助于人物关系、性格和认知来进行表达。它是如此主观，又是如此美妙，这种状态的历史小说，我称之为“新历史小说”。
赵焰：“现代性”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，化繁为简地来解释，应是一种隐蔽而显现的秩序，是一种迷茫而清晰的观念，是一种价值观，也是一种方法论。
结合我的“新历史小说”，我想说的是，历史小说的现代性，以我的理解，就是我在写作历史小说时，是想着努力表达故事之外的复杂与迷茫，比如人性、阴谋、艺术、生命、爱情、嫉妒、毁灭等等；也想表达那种超乎清晰的古典之美之上的某些观念，比如诡异之美、自由之美、阴郁之美、无常之美、侘寂之美、迷幻之美、暗黑之美、颓废之美、绝望之美、极端之美等等，写出这样一个世界与人类的一些永恒，或者是人性的幽微与苦涩。比人心不古更复杂多样的，其实还是人的心灵。
赵焰：我在后记当中，曾经提到这部《宋刺》用的是“链性结构”，跟我另一部新历史小说《异瞳》基本相同。什么是“链性结构”？就是环环相扣，每一个人的讲述都是一个环，以此来推进故事和情节。这个结构，用电影来举例，似乎更好理解一些，比如说电影《毒品网络》《醉乡民谣》《敦刻尔克》等，就是用的“链性结构”或者“环性结构”，而不是传统的“线性结构”。与《异瞳》相比，我觉得《宋刺》更复杂，也更为好看。《异瞳》是我的一种探索，而《宋刺》更加成熟。
徽派：我注意到你这部小说写作手法的一些特点。你好像竭力避免正面的描述，一直用迂回的方式去描述情节和人物。是有意为之吗？
赵焰：我觉得小说写作的方式一直在变化，当今的文学主张，已不必像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一样，采用“上帝”视角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而致力以全景、中景、近景的方式去逐步推进，不吝笔墨，（“上帝”视角）这种方式，在电影和电视出现之后，就显得落伍了。
小说被逼迫着必须从内部进入，“由内向外”，将叙事和描述的功能交给镜头，自己更倾向于内部、思想，以及主观的视角，这才是一种扬长避短。尤其是历史小说，在很多时候，如果完全注重于细节，必然会被羁绊，难度也特别大。我选择以独特的视角、主观的方式去写，表现出镜头和故事忽略和不具备的东西，让故事更有主观性和意蕴，这也是我对“新历史小说”的一个探索吧。
徽派：我觉得你的作品都很在意哲学性，也很注意潜意识的表现。你是怎样表达文学的哲学性的？
赵焰：我一直在意小说的诗性，在意小说的哲学性，以及人物的潜意识。这一点，是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吧。我不喜欢庸常的故事和情感。我一直以为，中国小说有两点缺失：一是哲学性的缺失，二是文化普遍意义的缺失。小说在新闻故事和影像艺术出现之后，如何走自己的路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以我的理解，必须在故事的讲述中，渗之以诗性，渗之以哲学性，甚至体现出神性，这才是好东西。反之亦然。为什么？世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悖论，即加缪所说的荒诞性，只有哲学，才能最好地觉察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这种哲学性，就是一种诗性。诗性也好，哲学性也好，可以扩充小说的内涵，让它变得更广阔，更有意义，更有飞翔的感觉。
在《宋刺》中，书中的诸多人物，李煜也好，清风也好，王继恩也好，花蕊也好，猫也好，对于世界和人类自身，都有较为透彻的感悟和哲思。万物有灵，每一个东西来到这世界上，都是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践行人生的，我们应该尊重他们，让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得以留存、继承和流传。
徽派：这部小说的精髓在于诗意的语言，既有本身的叙事功能，又让人遐想无限。这种玄妙之笔，你是有意为之吗？
赵焰：我一直觉得，最好的小说，必定带有黑暗精灵的意味，如暗夜中的萤火虫、暗夜中的桂花，也如暗夜中的恋人絮语。一些颇有意味句子的出现，也是灵感自然而然的绽放，是瓜熟蒂落的产物。小说，就是“小声说话”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一个世界，语言表达的框架之内，是故事；语言的框架之外，是意蕴。只有“小声说话”，才能进入心灵；若是大声说话，就成大鼓书了，只能刺激感官。
好的小说，一定是“内外兼修”的，有好的故事，也有故事之外的意蕴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格外在意小说中故事之外的东西，比如忧郁的片段、敏感的心理、或幽或明的潜意识等等。至于语言，句与句之间的精确、相连、呼应、留白、意境、画面是必须的，还要求激情雅致、美而不艳、含而不露、弦外之音等。这些，都是我努力追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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